故乡在百里杜鹃风景区附近的农村，老家背后是青龙山。这座山虽然高不过百米，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山民。

　　犹记得曾经有三年，自然灾害较多，我们生产队的粮食连年歉收，一开始公社按每人每天0.5斤拨给生产队食堂。后来，粮食出现极度短缺，即便是全劳动力每天也只有0.25斤的供应定量。0.25斤，不要说对每天下地干活的大人是杯水车薪，就算是像我这样七八岁的小孩也难以充饥饱腹。

　　一天中午，离食堂开饭还有两个多小时，我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直叫，望着紧闭的食堂大门，一种生存的本能促使我一步三歇地向屋后山上走去。在一棵火棘树下，我一阵狼吞虎咽，把树上红色的果子摘了个尽。等到食堂开饭时，我三下五除二就把少得可怜的半碗稀汤喝进肚内。正准备回家时，听见生产队长大声地说，从明天起，每天抽4个全劳动力进青龙山采摘野菜、野果补贴伙食，并规定要采摘到一定的数量才能记全劳动力工分。

　　青龙山似乎也通人性，春天“发放”香椿芽、蕨苔、竹笋、折耳根等，夏天则有蒲公英、水芹菜等，秋天就有杨梅、刺梨、猕猴桃、八月瓜等，冬天还有蕨根等。这些带着乡土气息、依时而生的“山货”，被洗净切细煮熟做成“混合饭”后，由队长亲自掌勺分给大家。

　　就这样，我们在青龙山的馈赠下度过了那些艰难的日子。后来，大家虽然解决了吃饭的问题，但都是粗粮多于细粮的“瓜菜代”，山村仍很穷。所以，居家过日子的用品用具都是自备。这时，青龙山成了人们度过缺钱岁月的“材料库”。小到撮箕、扫把、捅火棍，大到箱、柜、床，都得进山寻找原材料。记得我家翻盖房子时，茅草是在山上割的，压草的木柴是在山里捡的，捆扎茅草的藤子也是在山上找的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政策好了，青龙山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　　山上郁郁葱葱，漫山遍野的翠绿把整个山峦装点得犹如画卷一般。山民们依托大山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得天独厚的地质土壤，在“公司+合作社+农户”的模式下种植名贵中药材天麻。

　　山下，清澈丰沛的溪水成了游客的聚集地。前几年，在政府的帮助下，凭借青龙山天然“大空调”、天然“大氧吧”和纯天然的绿色食品优势，山寨开起了许多农家乐，吸引了很多来自湖南、四川、重庆等地的游客前来避暑。

　　如今的青龙山，春天一到，大朵大朵的杜鹃花竞相争艳，红、黄、白、紫相配得当，高、低、远、近错落适宜，逼着游客向山顶爬去。于是，登坡弯腰、跨沟甩手的“减肥运动”就在这游玩中完成。累了，席地而坐，既凉爽又幽静；渴了，喝口山泉水，直喊“爽歪歪”。倘若是仲夏，那酸甜的橘柑梅、纯酸的胭脂梅、溜圆的疙瘩梅，任游客选择。

　　人对山有情，山给人回报。过去“天不亮下地，月亮起收工”，一门心思为生活发愁的山民，如今当了导游，成了老板。腰包日渐鼓胀的山民，彻底信服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论断。而原本生疏的名词——生态，被他们视为“致富码”，走到哪“揣”到哪，走到哪“刷”到哪。高兴时，还会把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”和“一座座青山紧相连”的歌儿唱起来。